民營經濟大市，怎樣批量培養“接班人”？

　　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記者：王詩涵

　　發于2024.6.10總第1143期《中國新聞周刊》雜志

　　寧波市“創業創新風云榜頒獎典禮”已連辦了19年。今年，年年未曾缺席的雅戈爾“掌舵人”李如成沒有現身，而是由他的女兒、副董事長李寒瓊首登領獎臺。這是穩坐寧波“第一把交椅”的民企，釋放出的交班信號。同為納稅大戶的海天塑機集團，也首次派出三代接班人張斌亮相。

　　包括雅戈爾、海天，2023年寧波共有20家民企上榜“中國民營企業500強”。截至2023年，寧波累計有民營主體134.1萬戶，占市場總量的96.7%；2022年，民營經濟貢獻了全市65%的GDP、70%的稅收、81%的出口、85%的就業崗位、95%的高新技術企業。

　　“當前，許多寧波民營企業已進入代際傳承、新老交替的階段，‘創二代’的傳承與發展問題重要且緊迫。”寧波市委政研室產業金融處副處長付志鵬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據統計，寧波第一代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平均年齡已達63.5歲；未來5年，將有80%的企業進入交接班階段，其中95%將選擇代際傳承。

　　寧波歷來有重商傳統，結合儒家文化、浙東傳統商業文化和特有的海洋文化，這片土地誕育了“敢于開拓，勇立潮頭”的文化傳統。對于“民企接班”話題的探索，這里已有20年左右的歷史。

　　如今，探索仍在面對新課題：當交接班進入高峰期，一座經濟發展高度依賴民營企業的城市，怎樣做好“民企接班”這件事？

　　尋找接班人進入高峰期

　　2023年初，年僅65歲的寧波杉杉股份創始人鄭永剛突發心臟病去世，其32歲的兒子鄭駒接任后，繼母周婷對股權、治理權等多項重大事宜提出異議。這場爭權風波，敲響了“突發式傳承”的警鐘。

　　“與‘突發式傳承’伴隨的是‘倉促式接班’。其中存在的巨大不確定性，可能讓原來積累的矛盾集中性爆發，甚至帶來后遺癥。能否快速制定應急與傳承方案，是此類企業成敗的關鍵。”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“因此，第一代企業家需要提前進行系統性思考與規劃，并投入相應時間與精力。”

　　5月9日一早，120位一代、二代企業家和高管來到方太集團“求醫問藥”，他們來自浙江、北京、深圳等地，涉及制造、服務、金融等行業。“女兒剛從美國留學畢業回來，我干了大半輩子，關于接班的事卻還沒好好想過。”一位企業家說。

　　這是寧波家業長青學校創校18年來舉辦的第66期公益沙龍。下午是學校校長、方太集團名譽董事長茅理翔的授課環節。84歲的老人端坐臺上，盡管眼睛已看不清，他仍然抑揚頓挫地演講了40分鐘。

　　1996年，他與兒子茅忠群共創方太集團，放棄了低毛利的點火槍行業，進軍油煙機行業，做起高端廚電品牌。在“創業式傳承”中漸漸交權的茅理翔，自2000年起四處奔波授課，并于2006年創辦了家業長青學校，一講便是近20年。

　　“成功的傳承一般都是成功的轉型。”茅理翔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談及傳承的本質，他認為：“傳承是兩代人共同的使命，企業家精神是最首要的傳承內容。”

　　今年4月，寧波市委黨校與寧波財經學院財富管理學院聯合課題組的一項調查(下稱“調查”)顯示，未來5年，寧波將有80%的企業進入交接班階段，其中95%將選擇代際傳承。

　　翁之旦和翁振濤父子，每天中午一起去工廠附近的家里與翁之旦奶奶共進午餐，這一習慣已經保持了十幾年。“飯桌上基本也是聊家里生意，有些不太好溝通的事，我更愿意在吃飯的時候講。”寧波華液有限公司總經理翁之旦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　　在求學、性格、志向方面，父子二人似乎一脈相承：畢業于浙江大學液壓專業，個性沉穩，對公司的戰略眼光一致。翁之旦2010年畢業回廠后，同父親商量決定，公司應在液壓閥領域拓展中高端市場，便開始帶領新產品與高新技術的研發。

　　翁振濤今年64歲，現在每天仍然會在車間里走一走。翁之旦的順利接班，也離不開父母的提早放權與鋪路。2011年，他一上班就坐進了母親李向紅的總經理辦公室，當時的企業高層都已50多歲。“高層那么多，年輕人怎么辦？母親一直在琢磨這些。”他表示，母親提前花了幾年時間調整架構，讓老一輩逐漸退休，聘為公司顧問，并為自己組建了一支年輕化的管理團隊。

　　“我運氣比較好，母親擅長做管理，企業分工一直比較明確。我很多朋友面臨的最大問題，就是怎樣處理和公司元老的關系。”翁之旦說。

　　茅理翔曾歸納家族企業傳承的“十大難題”，包括輿論壓力、家族矛盾、元老阻力、兩代分歧、父不交權、子不愿接、子不爭氣、多個子女、只有女兒、企業下坡。

　　作為改革開放后第一代企業家的代表，茅理翔主張對“二代”施行“三三制”：“帶三年、幫三年、看三年”，在各階段分別下放研發權、營銷權、全面管理權。寧波家業長青學校執行校長范斌則建議，在實踐中，“一代”可以將傳承路線分為準備期、導入期、變革期、掌控期、升華期五個階段。

　　盡管家家都有本難念的經，在寧波經驗中，“子承父業”仍然是當前最現實可行的選擇，單一子女接班、多子女團隊接班、媳婦或女婿參與接班等情況都較為常見。

　　除此之外，還可以選擇其他親屬接班，或者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背景下讓子女與職業經理人共同接班，以及通過上市退出、出售退出等方式把企業交給社會。前述調查顯示，在寧波成立5—10年的民營企業中，75.6%的企業會選擇“子承父業+職業經理人”模式。

　　為幫助企業規范運行，協助企業傳承或日常經營，納入職業經理人是一種常見的選擇。例如，2006年，寧波通用塑機董事長張寶法突然離世，年僅 25 歲的張允升在公司職業經理人的輔助下，順利渡過了接班危機。

　　“在家族企業中，職業經理人的角色隱于臺后。與公共企業不同的是，除了強調專業素養、管理經驗，家族企業還需要職業經理人像‘管家’一樣，作為家族關系的潤滑劑。”寧波財經學院財富管理學院副教授蘇賽爾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　　“職業經理人與家族成員在共同奮斗中會建立一定的信任，可能形成‘泛家族成員’的心理默契。”范斌表示。然而，在現階段，尤其是中小企業，在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前提下推進交班的模式尚未進入主流。

　　政企互動的20年

　　位于寧波北部、毗鄰杭州灣的慈溪市，從2005年起研究民營企業的代際傳承問題，也是“‘富二代’向‘創二代’轉變”這一口號的誕生地。

　　在慈溪市委統戰部的支持下，茅理翔分別在2006年、2007年做了兩件事：籌建家業長青學校，舉辦國際家族企業論壇。

　　“當時，不論是企業家、學術研究專家、官員，大家都提到一點，就是要在這片創業的沃土上，種下傳承的種子，把企業都做成百年老店。”茅理翔說。在他的回憶里，自2007年7月擔任慈溪市委統戰部副部長、市工商聯黨組書記的黃建岳，每一場活動，基本必到。

　　現如今，黃建岳已經退休，擔任慈溪市新生代企業家培育工作顧問。他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社會、企業、政府三層面的原因推動了“創二代”概念的提出。

　　2006年—2008年，報刊、廣播電視上關于“富二代”“敗二代”的大量負面新聞，如飆車、吸毒等，導致社會質疑“二代”的能力，但其中存在以偏概全的情況。同時，改革開放已將近30年，慈溪市工商聯在與一代企業家打交道的過程中發現，他們產生了把家族民營企業傳給子女的愿望。

　　“當時，民營經濟對慈溪各指標的貢獻均超過90%，政府必須強調民營經濟的健康發展，考慮民營企業家的健康成長，這是發展的根本。”2022年，慈溪GDP位列“浙江第一縣”，全國縣市第6名，現有民營企業2.4萬家，貢獻全市約80%的GDP和91%的稅收。“因此我們提出，‘富二代’要向‘創二代’轉變，強調要‘創新，創業，創未來’。”黃建岳說。

　　2009年，茅理翔帶著學生們參加夏季天津達沃斯論壇。“‘二代’們群情高昂，他們希望能創辦一個能經常交流學習，并能與政府對話的平臺。”2010年7月，作為試點的庵東鎮“創二代”聯誼會成立，經過一年的驗證，2011年6月，慈溪成立了全國首家縣級“創二代”聯誼會組織。

　　在慈溪市委2011年印發的《關于做好“創二代”培育工作的若干意見》中，“創二代”被定義為以傳承家業的年輕工商業經營者為主體，包括年輕的本地自主創業人士、高層次專業人才、在外本籍創業人士等組成的一批有理想、有抱負、有責任的群體。

　　以傳承和創新為主線，“創二代”聯誼會由80%的接班二代、20%的創業人士構成。黃建岳回憶，聯誼會最早有83位理事，慈星股份董事長孫平范任會長，方太集團董事長茅忠群任常務副會長。

　　漣漪效應也隨之而起。2012年12月，寧波市“創二代”聯誼會成立；2013年1月，浙江省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成立，同年9月和12月，杭州市、衢州市也相繼成立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。如今，在慈溪，“創二代”聯誼會已更名為新生代企業家聯誼會，覆蓋了19個鎮(街道)。由市委統戰部牽頭，組織人社、團委、僑聯、工商聯共同參與，青企協、海創會、高層次人才聯誼會也相繼成立，新生代聯誼會會員數已達1138人。在寧波市級、浙江省級層面，也很早就實現了組織架構的全覆蓋。

　　“不過，政府的引導與服務還有待加強。”寧波財經學院財富管理學院副教授蘇賽爾研究認為，一方面，調動資源還不夠，市經信局、科技局、人社局、社科院及各高校參與不夠，尚未形成全社會支持的氛圍；另一方面，系統謀劃、協同推動機制尚不健全，各部門資源整合不足，工作交叉多，影響企業家參與積極性。

　　“另外，也偏重對‘新生代’的培養，對‘創一代’的引導辦法則不夠，引導幫扶效果不顯著。”她補充道。

　　要在轉型中完成傳承

　　18年來，寧波家業長青學校接觸了700多個家庭、1000多個“企二代”樣本。基于對寧波樣本的觀察，范斌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2010年以前，最大的難題是“子不愿接”；2012年—2016年，熱門話題則是“‘二代’接班如何創新與轉型”；2017年以后，隨著越來越多“90后”入局，開始普遍地面臨“文化融合”的問題。

　　“新生代多數有海外留學背景，普遍面臨中西融合、兩代融合，以及與社會和企業融合的難題，在過程中發現自己的知識結構、經驗閱歷甚至思維方式無法適應。”方太學校執行校長高旭升表示，他們最主要的心理訴求是“希望構建兩代平等的人格互動模式”。

　　兩代人之間常見的“摩擦”可分為企業、家庭兩大維度。一是在企業的發展、理念、花錢、管理、投資方面發生分歧，二是家庭觀、婚姻觀、財富觀、教育觀、是非觀方面存在差異。“接班的責任在‘一代’，使命在‘二代’。”范斌說。

　　對于“使命”，不同年齡段的受訪‘二代’們持有一種共識：基于自己的能力圈和企業發展需要，判斷接班的時機與方式；如果答案是“不適合”，他們往往會另起爐灶，先完成自己的“從0到1”。

　　2005年剛從英國畢業返鄉，按原定計劃在父親的紙板制造公司擔任副總經理的葉凱峰，有一天忐忑地告訴父親葉國奮：“我不想接班了，我要去做農業，去養豬。”

　　留學的見聞使他堅定看好有機農產品在中國的市場潛力，葉凱峰與人合伙承包了慈溪沿海一片500畝的鹽堿地，在2008年建起一座年出欄2萬頭豬的養殖場，3年后又建起一片有機蔬菜種植基地。這則非典型“80后企二代”的創業故事在當地走紅，葉凱峰也被家鄉人親切地稱為“海歸豬倌”。

　　葉凱峰當年沒有告訴父親的“隱情”是，進入公司后，盡管他與身為總經理的姐夫并無理念沖突，公司的元老們卻“默默選邊站，隱約分成兩個派系”。“這并不利于公司的整體發展。”他向《中國新聞周刊》講述，“在當時接班完全不是時機。公司主營傳統配套型業務，更需要的是穩定發展，所以我寧可退出，去創業鍛煉自己。”

　　直至2012年，葉凱峰才正式接班，帶領公司轉型“新零售”進軍紙箱領域，并推動企業的規范化管理和上市計劃。“父親起初堅決不同意，認為上市是把企業賣掉，我也做了10年的思想工作。”

　　在寧波余姚長大的陸怡臻，“反叛”精神萌芽得更早。16歲，由于無法從父母處要到任何生活費，她從高中就開始打工兼職、自主創業。

　　“你骨頭這么硬，決策力這么強，那你一個人去杭州吧，不聽我的話，就去外面自己想辦法。”2013年，得知女兒已經從英國退學回來，自行考進了中國美院附中，陸炅極其生氣。在陸怡臻眼中，掌管高端制造企業的父親樸素節儉，要求嚴格，商業敏銳度和研發能力強；自己從小受到熏陶，經常參與家庭的商業話題討論，也形成了“格外要強，越挫越勇”的性格。

　　陸怡臻最初在杭州剛開的“淘寶一條街”接單，在人人網、微博售賣網紅同款。后來，她通過代課積累了經驗與關系，在教培風口入局了藝考培訓和升學教育，一度在全國開設了208家加盟學校。

　　兩件小事促成了陸怡臻與父母的和解：2018年暑假，她帶著單店營業額600萬的成績回家，“爸媽當時都驚呆了”；還有一次，父親朋友的孩子成為她的客戶，經她規劃的結果令對方家庭感念，也讓父親真正對她刮目相看。

　　2023年，茅理翔告訴猶豫不決的陸怡臻：“一定要回去，如果現在不回去接班，再過5年，企業情況就又不一樣了。”今年初，她回到浙江泰索科技，幫助父母打理事務，推動上市計劃。

　　隨著社會發展變化，轉型升級、治理現代化、應對國際競爭等重擔也落在了“二代”的肩膀上。“尤其以制造業為例，在傳承行為更復雜，人員眾多，分工細致，對管理的依賴程度更高的民企，‘二代’被要求成為全能型人才。”高皓評價道，“在外，企業受科技變革和數字化沖擊較大；在內，‘二代’對制造業的興趣志向和管理能力也是重要考量因素。”

　　據《2024中國民營經濟百強產業集群研究報告》，寧波在14個浙江省產業集群中占有3席，包括汽車及零部件、磁性材料和智能家電產業集群。

　　“電商在當時處于井噴期，我想從一個自己有一定認知，又容易出成果的賽道出發。”2017年，從英國畢業的沈澤進入了父親創立的寧波卡帝亞電器，帶領企業成為慈溪最早入局電商的家電企業之一。

　　電商帶來的供需結構變化，改變了產品設計、供應鏈管控能力、企劃營銷方面的業態，新的業務持續增長，舊的業態則逐步完成過渡。“父親也逐步把各個業務模塊交出，現在公司的中高層也多是我當時引進來的。就這樣，順理成章地，我們在轉型中完成了傳承。”沈澤表示。

　　后來，意識到與行業頭部公司在品牌化方面的差距，沈澤決定推動企業向智能化中高端轉型。這一想法也推動了企業在產品線、供應鏈能力的轉型，對流程和體系的信息化再造。近年來，隨著內銷增長趨緩，他又錨定了海外市場，轉向跨境自主品牌出海。

　　家業長青學校建議，新生代可以通過增量切入、優勢切入、關鍵價值部門切入、新項目切入四種方法導入企業；對于中小企業，鼓勵從市場營銷切入，了解行業、市場和客戶。

　　這也正是陸怡臻的想法。“高端制造業是一個需要尋找市場夾縫的行業。‘二代’一定要拿成績說話，最快的可能就是營銷端。”她強調，要搭建一個和公司固有銷售團隊不沖突的新模式，“為了保持30多年來的生態平衡。他們的客戶我絕對不碰，我要開發新的渠道和客戶，把自己的團隊規整好，再去賦能整個公司。”

　　“不管是守業還是創業， ‘二代’必須具備從0到1，1到50再到1000的能力。只有比父母的能力更強，才能真正站在巨人的肩膀上，帶領企業邁向更大的跨度。”她對《中國新聞周刊》感嘆。

　　1999年出生、作為寧海老字號月餅的第四代繼承人的王甜田，小時候并沒怎么考慮過家里的生意。在她的回憶里，手藝人的日常就是早出晚歸，披星戴月，“一到節假日，我早上四五點就得起床跟著父母進城。別人問我家里是干嗎的，我只說是做月餅”。

　　畢業于旅游管理專業的她，經歷了疫情影響下的旅游行業，“雙減”政策下的教培行業。2022年7月，王甜田依照慣例回家里幫忙，偶然間在抖音發布的一個視頻，讓她在同城團購上賣出了7000單月餅。“一開始嘗到的甜頭，讓我非常堅定地要把這件事做下去。”從太公開始，家族的手藝已經傳了百年，她也決定，要把百年的月餅鋪子，變成真正的百年品牌老店。

　　實際上，父親很早就有了做規模化工廠的愿望，二人商議后，2023年3月，她獨資注冊了寧波杉通食品有限公司。在最忙碌的7—8月，她完成了1500平方米廠房的裝修落地，忙于設備引進、參加展銷會和培訓、做設計、準備品牌物料、籌備直播間、申請非遺??

　　“我們性格太像，小時候一坐下來就會吵架。現在，我可以和他坐在一起聊天很久，和父母成了朋友。”她說。

　　中國式傳承方法論，在哪兒？

　　接班不是唯一的選擇，還有一部分的一、二代企業家，已經考慮放棄“傳承”這件事。“傳承要看孩子有沒有興趣，如果沒有興趣，企業和孩子不能捆綁在一起，考慮采用外聘職業經理人的辦法。”一家生物公司的董事長說。

　　2011年，陳逸謙研究生畢業，他告訴父母自己想去上海找工作。“父母其實也清楚，企業實在已經不怎么掙錢，勞動附加值低，產值太小，接班的意義不大。”他說。如今，他已是寧波一家財富管理機構的高管，家里的決策也已達成一致，最終會考慮賣掉公司。

　　海運公司“二代”鮑銀濤在介紹自己的時候，形容自己為“跑偏了的二代”。2012年研究生畢業后，他先創業做了5年的連鎖餐飲公司，如今在寧波通商集團控股的一家科技公司任市場總監，公司業務是面向政府、企業的數字化管理系統。“我如果只做海運企業，不一定會很好，但現在的工作可以讓海運成為我們軟件的應用場景之一。”他說。

　　“家族成員可以只采用控股的方式，也屬于家族的資產。在尊重現代企業制度的視角下，企業的發展應當是多元化的。”寧波財經學院財富管理學院副院長李書彥評價。

　　然而，在這種情形下，尤其是中小企業，面臨委托代理成本高企、專業服務機構不夠成熟規范等難題。家業長青學校的案例顯示，3億—5億規模的企業對于3—5年任期內的職業經理人感到滿意的概率僅占1/8左右，企業“請不起，用不好，培養不出來”。

　　同時，寧波市場上的家族信托、家族辦公室等專業服務機構業務相對單一，難以滿足財富管理、家族治理、企業經營等多層面需求。

　　另一方面，從狹義的角度看，放棄“代際傳承”的選擇，也意味著家族“百年老店”的流失。“中國要真正強大，必須造就一批世界級的、具有家國情懷的百年老店。”茅理翔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，“但追求百年老店始終是一個長期奮斗過程。要培養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，必須有一整套關乎家族治理、企業治理的文化體系、制度體系。”

　　2022年，中國的中小企業數量已超5200萬戶，占全國企業總數的98.4%，吸納就業占全部企業就業人數的79.4%。從傳承的視角看，中小企業面臨的挑戰更大。

　　“中小企業必須借助新老交替的階段，找到轉型的機會。如果大部分企業隨波逐流而式微，尋求資產退出，久而久之，一個地方的產業競爭力會下降，創新創業精神也隨之衰減。”范斌說道。

　　他還表示，浙江省其他民營經濟發達的城市，如臺州、溫州、金華等，也都存在被上海、杭州等城市“虹吸”的現象，“由于地域產業、人才結構的差異，許多浙江的企業會跨地域管理，將銷售公司、研發公司放在杭州，工廠放在本市。這些現象在未來就會影響本市的企業結構。”他說。

　　同時，中小企業仍然缺乏本土經驗的指導。“中國式傳承的理論研究滯后于實踐，本土的理論研究起步較晚，理論成果較少，缺乏系統性理論。”茅理翔告訴《中國新聞周刊》。

　　“不只是在寧波，全國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，當前都還沒有形成一套關于如何治理、傳承、培養接班人的方法論，缺教材、缺標桿、缺導師。”范斌說。

　　《中國新聞周刊》2024年第21期